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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说 我与宋史王中王博彩网

添加时间:2019-11-14

  但是现在我也和包伟民老师有共同的反思,实际上研究生阶段选择学宋史的学生,不见得将来是要做宋史的,他可能是以宋史作为一个平台或者作为选择的一个出发点,来试一试他的各方面能力,培育他的多方面基本素质。

  包弼德:“研讨课讲到《梦粱录》,我发现我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历史。书中展现的是已经非常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国。”

  伊佩霞:“我对宋朝的印象非常好。我喜欢宋代的艺术、喜欢士人作为社会主导阶级的理念、喜欢宋朝的城市生活。当时谢和耐的《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》对宋朝的城市生活有浓墨重彩的描述。宋朝有一种文明的理念,用文明抵抗军事。而我们那一代人都反战。”

  《梦粱录》为南宋吴自牧撰,仿《东京梦华录》体例,多描述南宋末年临安(今浙江杭州)的风俗、郊庙、人物、伎艺,于当时的社会状况,巨细不遗。上图为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《梦粱录》全1-3册(商务印书馆,1939)书影。

  包伟民:“唐宋城市史的起点文献是加藤繁《宋代都市的发展》这篇文章。……像加藤繁这样的大学者也不可能把一个题目做完,更何况那时候的研究条件不如我们。所以大家应该有信心。”

  日本历史学家加藤繁(1880—1946)《宋代都市的发展》(1931)一文,收入《中国经济史考证》(东洋文库,1952)。图为中译本《中国经济史考证》(吴杰译,中华书局,2012)书影。

  图为法国汉学家谢和耐(Jacques Gernet,1921— )《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》(1959)中译本(刘东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8)书影。

  邓小南: “郝若贝在课堂上,会读诺思讲制度经济学的东西,会和研究法国中世纪的教授联合开课。他对我的提醒是,要注意社会科学对人文、历史学科的刺激。……我特别认同伊佩霞教授说的,我们读社会科学是为了找一种研究方式,找一条思考的道路;而不是为了追求新鲜的词语与结论。”

  美国汉学家郝若贝(1932—1996)搜集并建立中国中古史料研究资料库,成为后来“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”的基础,他将资料库赠与哈佛燕京学社,目前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、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负责建设。

  2017年1月6日上午,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主办的“北大文研论坛”第十八期“师说,我与宋史”在北大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。此次活动由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主持,哈佛大学副教务长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包弼德(Peter K. Bol),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伊佩霞(Patricia Buckley Ebrey),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,北大文研院院长、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结合自身研究经历,就怎样读书、怎样写论文等问题为学生们答疑解惑。

  赵冬梅:各位老师最初为何选择宋史作为研究领域,又为何留在这个领域?四位老师都可以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宋史研究,宋史究竟有何魅力长久地吸引了各位?

  伊佩霞:我一开始并不是做宋史的,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从汉到唐的中国贵族家庭,做的是博陵崔氏的个案研究。但是1978到1979年的时候,我决定转向宋史研究,因为我决定继续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家族。宋史研究的资料比唐史研究丰富很多,宋朝出版物、笔记的数量能让我继续研究这个题目。而我留在宋史研究领域是因为我对宋朝的印象非常好。我喜欢宋代的艺术、喜欢士人作为社会主导阶级的理念、喜欢宋朝的城市生活。当时谢和耐的《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》有英文版,对宋朝的城市生活有浓墨重彩的描述。宋朝有一种文明的理念,用文明抵抗军事。而我们那一代人都反战。宋朝也是一个避免战争的时代。

  包弼德:我本来也不是学习宋史的。我研究中国历史是因为对当代中国有兴趣。我生长在一个家庭,家人的政治观比较接近社会主义。在家庭的影响下,我年少的时候觉得应该要多学习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,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。1966年,我入莱顿大学,正好是“文革”开始的时候。不到一年我就开始检讨,觉得当时中国的状况更有需要反思的地方。可是我一直以来都对历史感兴趣,当时莱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开了一门研讨课,那是我们项目模仿美国的模式第一次开研讨课。研讨课的主题是南宋的杭州,讲到《梦粱录》。当时我发现我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历史,看《梦粱录》发现书中展现的是已经非常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国。后来,我就比较能接受中国的近代是从宋朝开始的看法了。唐宋变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变迁,对历史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,因此,我就开始学习宋朝历史了。但是我的研究领域不仅限于宋史,而是从8世纪到16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史、思想史。

  包伟民:研究宋史对我来说是“被选择”的过程。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认为,假如有第二个选择,我不会选择历史。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工程学。我今天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说我自己的兴趣。1977年10月恢复高考,那时我初中毕业五年,绝不可能在参加高考的时候考理科,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化学和物理课,而且作为一个初中生在教室里上课应该也不超过一年。当时我们参加学工、学农、挖防空洞、野营、拉练等各种各样的活动,没有正正经经上课。这是第一个“被选择”的过程:我不能选理工科,只能选文科。当时文科只有三个专业可以选:政治、中文和历史。我作为一个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,不喜欢政治。我也不喜欢中文,因为我觉得中文系就是写小说,王中王博彩网,我也不看小说。剩下只有历史了。后来考研究生,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外国史老师研究的是法国史。我不喜欢法国史,所以就选了中国史。我也不喜欢近代史。于是只剩下古代史可以选择,而古代史唯一的老师是教宋史的,所以我选了宋史。

  当然我后来留在宋史研究领域,还是有一点主观能动性在里面。其实还真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宋史。90年代后期,我有段时间转向了江南地区的地域研究,那个时候我一天到晚在小镇走,江浙一带农村的小镇还没有商业化,非常宁静祥和,我觉得非常愉快。还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是:我们研究古代史的如果对一个话题感兴趣,要看很多书,但真正落实到这个题目又会发现材料永远不够。相比较而言,我曾经从事过的民国历史研究材料实在太多,需要判断好几十条材料里面哪一条值得引用。我会觉得被埋在近现代的材料里了,我不是太理得清哪些是核心的、重要的,就是邓老师常说的“牵动性”的材料。而我对宋史相对熟悉一些,因而宋史对我而言更有吸引力,这样我就回到宋史。